1967年夏天文革风暴开始猛烈吹袭影响到遵义这个边远山城的时候，我虽然只有5岁，只认得几个字，但是由于当时很多场景的刺激实在太深，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而且经常在不经意间回忆起那些场景。
一、老背背
当时我们住在孙家院（就是现在遵义中级法院办公大楼所在地），这是一个地主的大院，住了20多户人家。
地主家的后人还住在正房的一个套间里，地主婆还在，由于是小脚，所以不太出门。地主婆的独生儿子在遵义磷肥厂劳动，这是劳改释放犯就业的地方，离城20来公里；地主婆的媳妇是个小学语文老师，我们叫她邹老师，大家闺秀，她有一个女儿，在一个小学当会计。
那时我父母都在管制劳动，都在做最艰苦的工作：炒沙。就是在一个砖砌的炉子上，放上一块10平米见方的铁板，下面用煤炭加热，上面放上石子，用大铁铲翻炒，到一定温度后，加入沥青搅拌，用于铺路（现在已经机械化了）。
夏天站在烧红的铁板周围翻炒极重的石子，当加入沥青后，会冒出一股刺鼻的味道，火辣辣的，呛人肺腑，连呼吸都会停止，就像在烤人肉。从事这项工作是一种惩罚，因为他们的同仁都是地富反坏右，有老师，医生，演员，老地主等等。
最先我母亲带我去劳动现场，后来领队不同意，觉得太危险，我就只好自己在孙家院晃悠了，没人管。每天午饭就是到一个邻居家搭伙。
所以打架斗殴水平见长，身上也经常伤痕累累。
邹老师那时很同情我家，也许是同病相怜，经常带我到处走，我也跟她去过她家在离城10来公里巷口场的庄园，印象极深的就是庄园里有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里有一个巨大的水井（其实是一个地下河或地下湖），水即使在夏天也沁人筋骨。当然当时庄园已经是人民公社的产业，好像是个大队办公和仓储的地方。不过农民倒是客气得很，一去都邀请去家里坐坐，吃点东西，一般是甜酒煮鸡蛋。回来时候，还能带点萝卜红薯之类。所以我极喜欢去巷口场，可惜不容易去一次。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把后山（大龙山和小龙山）上的庙子和尼庵的和尚尼姑赶下了山，让他们还俗结婚，（有的尼姑和尚后来还生了孩子）。山上庙宇的塑像和牌匾被全部砸烂，荒废凄凉。
那时我们这些没人管的孩子们（年龄从10多岁到5、6岁不等，有20来人）就最喜欢上山到这些庙宇中去，在泥土中找各种木雕佛像，也将一些青铜饰件抠下来，送到废品站卖钱，买冰棒吃。
上山当时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福音堂的后山，一条是从大井坎王家烈的公馆后面。山上的庙宇与北方的情况不同，实际就是一些民居，只是大堂里有塑像而已。
我记得菩提寺旁边有一个尼庵，院子里有几棵几百年的枫树，一到秋天，整个老城都能看到一大团火在半山燃烧。那个时候植被非常好，冬天还有野狼下山，到孙家院附近的菜市场偷东西吃，被警司的巡逻打死。野鸡之类经常可见。（现在已经成为什么帝景豪苑，什么香樟山城楼盘了）当然山上也还是有一些尼姑和尚在坚守阵地，只是不再穿僧衣，也不剃光头。我参观过一个庙子里的和尚吃午饭，就是几朵南瓜花，清水煮了，一碗胡辣椒放点盐巴当蘸水。一人一大碗糙米饭，狼吞虎咽。和尚是不吃晚饭的。不知他们如何坚持得住。
每个庙子都有很多自己开垦的菜园，里面种满南瓜、茄子、辣椒、豇豆，有的院子里还有大量的向日葵，阳光一照，金黄一片，十分漂亮。尤其是当人在豆架下的草甸上躺着，看着紫色小花上的蜜蜂来来去去忙碌，翁翁作响，透过叶缝看着蓝色的天空，让人昏昏欲睡。
每一次我们从山上下来，手中拿着捡来的木雕佛像把玩，只要孙家院的老婆婆们看见，立即一把抢过没收，然后象捧着一块沾灰的热豆腐一样，喃喃自语：罪过，罪过。随着回转身来，目露精光，厉声呵斥：咦，你们这些短命崽崽呀，做这种造孽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老背背背走的。
当时我对老背背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不知道这是什么大神。
长大后，我才知道，老背背就是人贩子。看来文革前人贩子这个职业就已经行走江湖，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二、落水鬼
夏天我们喜欢去湘江河玩水（那时还不能叫游泳，至多算狗爬），经常一个夏天在河边度过，一会下水，一会晒太阳，每一个家伙都晒得象非洲黑人。
院子里老婆婆们阻止我们去河里的手段就是：河里有落水鬼，会把你们牵走的。尤其是七月半鬼节，那是坚决不准下河的。当然我们对那天也有点异样的感觉，有点膈应，不敢下河。
遵义湘江河在遵义公园拐弯附近，现在凤凰山公园大门口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鬼脑壳”，我小时候，这个地方每年至少淹死一个人。那个时候红卫兵已经把公检法砸烂了，死人也没人管，尸体浮起来后，有好心的打渔人会拖到岸边的岩石上，脸上盖几根树枝，等其家人来收尸。
“鬼脑壳”这个地方我长大后潜水下去过，实际是凤凰山的一大片倾斜的砂岩直接切入湘江河中，砂岩中有很多缝隙和水流冲刷留下的涡旋，结果导致这里水流规律极怪，漩涡极多，水性不好或外地人极易出现或者脚被岩缝夹住，或者被漩涡卷住的情况，导致死亡。而且这里还是凤凰山最大的一条山水冲沟的汇合处，水情复杂。这里因为受冲沟冲刷，水深，大家喜欢在这里游泳。但一般本地人熟悉情况，没问题。不过现在“鬼脑壳”已经不复存在，前几年整理河道，炸掉了这片礁石，变成一条沿河的人行步道。
这条冲沟可是有些来历，因为以前遵义枪毙人就在这条冲沟里。我听我父亲讲，刚解放时，为节约子弹，让一个犯人跪着，一个犯人站着，士兵趴在地上，用步枪先打穿跪着的犯人头颅，再击中站着犯人头颅，一枪打死两个人。当然也有宣判完毕，直接在宣判台上立即开枪的，例如枪毙蒋再珍（就是抗战时奉命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的那个师长）；枪毙柏辉章（就是遵义会议会址的原来主人）。据说是怕劫法场的，当时的确也劫过。1951年当时的贵州省长杨勇去重庆开会，在遵义郊区刀把水被土匪袭击，差点丧命，警卫几乎全军覆灭，还是附近驻军及时赶到，才逃得性命。
“鬼脑壳”附近的石板上在夏天经常有死尸陈列，倒也不稀奇。不过有一次很稀奇。遵义建筑公司的一位女会计与一位干部搞起了婚外恋，那时大概一旦被发觉就不得了，后来干脆贪污一笔公款，到苏杭一带旅游一番，然后这对野鸳鸯相拥跳入“鬼脑壳”自杀。
我们一大群孩子当时正在“鬼脑壳”上游的纪念桥下玩水，听说后，立即狂奔赶往现场，站在河岸上面的马路观看，这时尸体已经被打捞上岸，只是两人仍然四肢紧抱，没有分开，就堆在岸边石板上，有人在头部放了几根随手扯断的杨柳枝。
我们一伙孩子感兴趣的是要想看看怎么样才能把这两具尸体分开。就一直在哪里坐着苦等其家属来收尸。一直等到红日西沉，群鸟归林，肚子咕咕叫，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回家，如何分开尸首终究没看成。
我们不下河的时候，就到孙家院后面的一块空地看小罗的徒弟们练武。这块空地以前肯定是个花园，现在荒废了。
小罗是遵义化工厂烧锅炉的工人，小时学过武术。一大帮不想参加红卫兵的年轻人没事干，就拜他为师，学习武术。他们可不是学习花架子套路，直接就是技击格斗，真打，讲究拳拳到肉。有时几个徒弟打沙皮了，开始玩真的了，小罗也不管，站在一边笑吟吟的看，直到见血了，才会把人拉开。
这帮徒弟也是人来疯，一看到我们来参观，个个立即精神抖擞，比划得十分卖力，打人也不留后手，结果经常发生某人被打哭，然后穷追另一个要拼命的事情。这时我们就哈哈大笑，一会也就算了。
他们有时也会邀请其他码头的拳师来切磋。程序一般是先双方各出几个徒弟打架，然后师父出场。那时没什么龟甲防护之类装备，小罗一般让徒弟用5丈长的白棉布把自己上身缠起来，像个大粽子。然后开打。动作极快，三五个回合就会结束，不像现在电视上的三脚猫功夫。一结束客人就会离开。
小罗会让徒弟立即把白布展开，这时一般胸前都会有大片的红色或紫黑色淤血。徒弟们就会把院子里玉德的爸爸请来。他打开一瓶烧酒（十有八九是农村自酿的私酒，因为市场上供应的酒很少），含一大口，全部用力喷在小罗胸前，剩下的酒倒在一个碗中，用火柴点燃，马上用手抓着燃烧的酒在小罗胸前按摩，这时小罗会发出呻吟。等酒全部烧完，会涂上一些红色的液体。
过几天，小罗又开始在教徒弟打拳了。
三、武斗
遵义在三线建设以前是个小城市或者是个镇。抗战前，也就3万人口，抗战中，一些单位转移而来，例如陆军大学，浙江大学，联勤总部基地，兵工署后方基地，九军等等，遵义那时达到8万人。抗战胜利后，这些单位复员，迁走，又恢复到3万人。解放的时候，也不过4万多人。而现在城区人口100万左右，如果算上下属县市，800万人有余。
遵义三线建设主要是三大块，一块是在市区东南角舟水桥的冶金业，包括锰合金（85厂），海绵钛（906厂）和钢丝绳（87厂）三个厂，以及为其配套的井巷公司，第七冶金安装公司，碱厂和二化厂（硫酸）。他们主要来自东北。所以东北话是普通话。这一个片区的工厂把遵义从一个天青水蓝的地方变成中国著名酸雨中心之一功不可没，以前早上朝舟水桥方向一看，天上都是五彩斑斓的，如果靠近，就能闻到刺鼻辣眼睛的味道。坐火车去贵阳，路过那一带，你能看见一个奇观：各种红色，黑色，白色，蓝色，紫色的烟雾在空中互相萦绕而不绝。
第二块是遵义北部的061基地，30多个厂沿川黔铁路排开，导弹是其主打产品，北京话为主。
第三块是西北角高桥一带的长征电器基地，12个厂全部来自上海，所以这一带上海话是普通话。这一堆企业是污染遵义湘江河的主力，从其电镀厂排出的污水，不但让曾经清澈透明，水草飘逸的河里鱼虾绝迹，也使河水发臭，要知道这条河在他们来之前是饮用水。而且严重重金属污染，想生态恢复，至少需要数百年。
此外还有一些083基地（雷达）的工厂，他们有的从绵阳来，有的从天津来。所以遵义的普通话很复杂，不同地区讲不同语言。
文革时，遵义武斗没有重庆有名，但是由于国防工厂多，武斗水平也不是现在利比亚武斗能够比的。
我亲眼见过两次武斗。一次是在火柴厂门口看河对岸一帮人围攻遵义卫校。一派占领了遵义卫校主楼，另外一派围攻，由于距离较远，只能听见沉闷的枪声。但是在围攻一派打进去后，防守的全部退守顶楼，被围攻一派全部从顶楼扔下去，非常惨烈。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
第二次是站在狮子桥上看围攻遵义供电所的办公楼（现在已经改建成电力局调度大楼），也是开枪，冲锋，打上去后，把对方从楼顶扔下来。喊杀声不绝。
我也曾经在协台坝看见几个造反派用大刀砍一个人，把肚子砍开后，你能看见人的淡蓝色内脏从体内脱出，鲜血横飞。。。。。。
由于这种场合太危险，一般我母亲禁止我去看。而且太血腥了，比现在电影上的要血腥。
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几千红卫兵在老遵义市委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示威（在丁字口，不过现在这里已经是个高档楼盘了），要夺权（后来的确也如愿）。大热天，不断有人休克晕倒，但是还是在不停的呼喊打倒某人的口号，唱革命歌曲，群情激昂，声嘶力竭，面容扭曲。我去看了感到特别恐怖，好像都是疯子。
另外当时最流行的是游行示威，每个组织都会搞，比如说今天是821，明天就是411，后天可能就是春雷，再后又是什么其他组织。
游行的格式基本一样，首先是一面战旗，然后是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宣传车，上面几个高音喇叭，疯狂叫嚣打倒这个那个，打倒某人（一般顺序是刘少奇，。。。。，李再含（当时贵州省委书记），李苏波（遵义地委书记）。。。。，在宣传车后面就是武装队列，当时有波波沙冲锋枪方阵，驳壳枪方阵，三八大盖方阵，56半自动方阵，有的组织还有60炮方阵，再后面就是彩妆队伍，有化妆的刘邓陶之流，有载歌载舞的工农兵，再往后，就是赶耍耍场的酱油众，跟着呼口号。
每个方阵都有一个旗手，遵义经常下雨，旗帜一打湿后巨沉，每一个旗手都支撑不了几分钟，所以游行队伍的一个壮观景象就是旗手跑来跑去的换，就像在流水作业一样。
有一段时间还流行抬尸游行，武斗中被打死的同伙都要抬出来游行，前面必然是巨大的一副挽联（按照后来看影视作品的特点，无非是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或者浩气长存，英灵永在之类）。后来天气很热，尸体实在不能游行，有某一派就来了创新，用玻璃做若干大号鱼缸，里面放上福尔马林，把若干尸体泡在里面，用平板车拖着，参与游行，由于新奇，围观者甚多，我还曾经专门挤进人群去参观，发现这些尸体上到处都是深褐色的洞，一些白肉翻在外面，不知是枪伤还是刀伤。
所以想表扬文革的人，先去看几天尸体的伤口再来说感受不迟。
那个时候革命党人变态的残暴。我父亲一个朋友，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位先生尚健在，所以不好说他的名字），不参加任何组织派别。结果还是不能幸免。某一天411的人半夜到他家把他绑架到一辆解放牌卡车上，要他加入组织，他不从，对方为了避免他加入821，竟然捅了他16刀（也许是天黑，看不准，也许是运气好，竟然都没有捅到要害），然后从卡车上扔下来，摔在遵义到松林的路边。半夜大雨，把他淋醒，爬到一路边农家门口，求救，才捡得一条命。而捅他刀子的竟然就是他以前在单位的搭档和朋友。
没经历过文革，不知道人类一旦被政治传销洗脑，会疯狂到什么程度。
四、解放军来了
遵义太乱了，终于派来了解放军。
0278部队从云南调往遵义，他们进城时，万人空巷迎接。部队从火车站一下火车，就一路小正步，全城游行，直到高桥的军营（这是清朝绿营的军营，遵义一直是军事重地，从万历征讨造反的杨氏土司后，就一直住有重兵），这段路有10多公里，多年后偶然与一位当时的军官聊天，他说当年0278进遵义，好多体力不好的士兵都昏倒了。
部队来后，首先是在红花岗大剧院成立了警备司令部，专门对付打砸抢，当时全城人民对警司是畏为老虎，因为这是一支从边境下来的野战军，很有点土匪习性，抓人是真打。很快社会治安就好转了，至少没有光天化日之下的打砸抢行为了。警司的三轮摩托巡逻队是荷枪实弹整天晃悠的。
孙家院附近的原来中级法院的院子住进了侦察连，实际上自从砸烂公检法后，这里已经人去楼空，他们进来，至少可以保证不被洗劫，毕竟法院是有机密保存的。
侦察连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法院院子里的草地上练习打架，空手对匕首之类。这帮小兵也是人来疯，一看参观的孩子多了，就来劲了，经常打着打着就沙皮了，玩真的，这时连长就要出来制止，一人一大脚。那时我们实在太佩服他们了，会空翻，会抱摔。不过有一天他们练习匕首，发现寒光闪闪的匕首刺到身上竟然会拐弯，大家一下明白了：是塑胶的，原来是假的。从此对侦察连的崇拜就如自由落体，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那个时候老是在闹革命，经常停电停水，侦察连的人就会用一个巨大的军用铝锅，插上一根木棒去湘江河挑水，我们一般就一长串队伍跟在后面，喊一二三。在他们休息时（要上一个大坡，就是遵义宾馆门前那个），就要问累不累呀？不累不累，然后几个家伙就比赛谁跑得快。
在侦察连来没多久的一天，孙家院的电突然停了，当时供电所正在搞派性，没人管，我父亲就请他一起工作的一个电工万人喜来修理。
万人喜来的时候，戴着一顶建筑工人用的藤盔，穿一件背带的劳动布裤子（类似牛仔布），下面穿一双高筒水靴（当时可是夏天），背一个电工包，我母亲一看这个打扮，立即担心的问：你行不行呀？答：我们单位的电都是我管。（这位由于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至今我还能想起其音容相貌）结果上去没三分钟，就听整个法院街一阵骚动，原来这位“专家”把整条街的电都整停了。不过这位倒也胸有成竹，问我父亲，哪里有电话，我打电话找人。
门口煤建公司就有。打完电话，这位回来讲，一会他们就来。我母亲还在嘀咕：怎么你一打电话供电所他们就来？
不一会，就听到外面马路救火车警笛惨叫，三辆车狂奔而来，一到位置，一帮当兵的就问：哪里失火？
没有失火呀？
刚才谁打的电话？
自然是万人喜。结果被一顿臭骂，好在他是工人阶级，不然可能就是阶级敌人破坏了。再说一看这个人，大约也就没脾气了。
后来这个电还是请附近一个电厂的工程师来搞定的。
万人喜肯定受过刺激，因为人家一问：万人喜，你的媳妇呢？
答：嘻嘻，我不晓得。
万人喜是真傻，还有一个假傻的，以此躲过灾难。这人是我家后来的邻居（此人健在，不好提名），据他说当时红卫兵来抄家（他是老师），他对人家讲：我是军统。
红卫兵如获至宝，把他抓起来，问他：你什么时候加入的？
答：1948年在沈阳。
红卫兵派人到沈阳一通查找，军统档案里没有他，回来问：你不要消遣我们，老实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记错了，是在长春加入的。
好嘛，又是一通找，没有。。。。。。再后来，红卫兵看见他就躲，因为他只要一见戴红卫兵袖标的，就要上去说：我是军统，把我抓起来吧。
不过我的确亲眼见过抓住的军统特务，起获在夹壁墙中的电台，手枪和金条的。这也是一位老师，住在我们不远处的四中宿舍，当时脸色苍白，站在持枪的解放军旁边，他的老婆孩子全部全身发抖。很快就枪毙掉了。
五、游街
有一天，我正在与一大帮伙伴在煤建公司的储煤场上打游击，那个储煤场极大，是当时遵义老城唯一的储煤场，里面有各种地形。突然隔壁院子的刘鼓眼跑来大喊：快去看呐，小忙子的爸爸游街了。
大家满脸黑煤，一窝蜂跑到法院街边上，这时前导的宣传车已经过去，正在过的是一排四个人的游街队伍，每人脖子上挂上一块牌子，游街队伍两边是一帮手持螺纹钢打磨成尖头的梭镖，头顶各种头盔的看守们，我父亲也在游街队伍中间，低着头，默默跟着走，脖子上挂块白色黑字牌子。邻居们自然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有的说：喔，还没看出来是个右派；有的说：不晓得干过啥子坏事。。。。。。
自从发现我父亲被游街后，我在法院街的处境立即恶化，以前和别的孩子打架，家长都说孩子不打架长不大，就算打点血出来，只要我母亲去赔点医药费，说说好听的话，就完了。现在不行了，只要一打架，就会喊：右派分子儿子打工人阶级后代了，也敢到孙家院来讨伐了，有时堵在门口一骂就是半天，我们根本不敢吭气。
隔壁院子里，当时搬来一家军属，其儿子比我大一点，经常欺负我，一般我都高速逃跑。有一次，他又在孙家院门口堵我，当时他站在一个大冲沟边上，我慢慢靠近，突然一下就把他推下去了，然后还捡起石头砸了一顿。结果这就惹大麻烦了，他父亲带了一些人（不知是不是兵）来我家抓人，好在他们是云南人，孙家院的人不帮忙，一通乱指，还通风报信让我逃跑。
这个事情折腾很久。最后怎么解决的记不起了。好像是找了一个双方的熟人来讲和，请吃一顿饭（那时请一顿饭基本我们半个月就得借钱过日子）不过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打架了，甚至被人打得在身上留下至今未退的疤痕，也不敢再还手。
而且那时的确也没什么生活来源了，我母亲经常主要的任务就是借钱买米，菜就是对面菜市场的罢脚菜。肉是没有的。
当时对五类分子迫害开始升级，每家门楣上挂一个黑底白字的牌子，类似纳粹对犹太人卦黄色六角星的侮辱。
而且开始抓人，我家对面是李老师家，他家大女儿在一个郊区中学教书，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从家里抓走，再也没有音信。
终于，我母亲熬不住了，有一天说：与其在这里受侮辱，不如去乡下吧。
其实当时已经风传要把坏分子赶到农村去，免得为敌人带路。
我们就这样去了农村，开始我的小农民生涯。
（去乡下的生活请看：童年碎影 ）(这个帖子最后修改于: 07-28-2011 10:52 AM by wxm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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