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xmang ｜ 首发：2012-02-19 ｜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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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破口问题
1、政改的简单历史
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改革是先于经济改革和引发经济改革的，首先有了文革的重新评价、有了对冤假错案的逐步平反、有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对左倾势力的组织清理，才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地方权力运作的规则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其后才有了经济改革的正式启动。但是这种政治改革在引导出经济改革后就从此止步不前了。
1980年底，286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实行权力分散和集体领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内民主，并且提出了党政分开、党不代政的改革思维。
286在1986年9月会见日本竹入义胜时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
这表明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政治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始终模糊不清。所以286后来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政治改革划定了边界约束条件。这不是告诉别人哪些地方能改，而是警告人们哪些地方绝对不能改。
1982年，胡耀邦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被他称为“极其重要的原则”。同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设立了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是胡耀邦想实施军队国家化的制度改革设想的第一步，并把“领导制度改革”演变为“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大谈“政治对话”、“政治透明度”、“政治公开性”。当然8平方血的教训证明这一切都是极为幼稚且无知的幻想。
此后，谁也不明确地反对政治改革，但改哪里、如何改、何时改、改到什么地步、改向什么目标，则从未明确过。实际是谁也整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来。20多年来连“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差额选举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真正做到。
相反，经济改革要简单得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不涉及某些集团损失什么，大家都有所得，只是多少问题，容易形成共识，容易得到支持。所以有一个大致可操作的判别就可以推行，因为危险不大，不会导致政权瓦解。所以才有“摸着石头过河”—-生产上去了，产品丰富了，收入多了，利润大了，即使有意无意地闯了旧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禁区，也是好的，至多也无大过。
而政改不行。政改是在虎口拔牙，而不是经济改革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
2、政改的必要性
30年经济改革实质是从限制个人能力充分竞争的公有制转变为自由竞争的私有制，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结果必然就是财富高度集中，出现典型的兼并现象：权势优势的阶层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房地产，国有资产MBO等等剪普通百姓羊毛，由此引起阶级固化现象。
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财富兼并，一个王朝就进入不稳定的多事之秋了。很多王朝覆灭的起因也就是兼并。
目前更为让当政者寝食不安的尤其是诸侯经济博弈，已经影响中央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导致执政能力下降，出现管制危机前景：权力失控，社会秩序混乱，地方尾大不掉，经济下滑等等。
请看老帖：简说诸侯经济我们拭目以待。
4、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朋友
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目前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
TG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
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障碍，他们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
例如，高级官员的差额选举从程序上和操作上都很简单，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无非是某些官员不敢面对选票的考验。而他们掌握着足以阻挠选举改革的权力和资源。
所以不能指望上述利益集团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所以政改只能是有限目标和循序渐进。
戊戌变法是因为甲午惨败，清末宪政改革是因为八国联军。大火不上房，人是不会跳烟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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