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xmang ｜ 首发：2016-02-14 ｜ 原文链接
春节期间闲来无事，读吕思勉先生《理学大纲》。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是因为历史上很多政治家用理学这个东西来收拾人心，巩固权力。现在也有人在上折子推荐这种东西。也许今后能够看出影响。任何国家都毕竟需要一种站得住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前的西方舶来品好像不太顶用了。
一、什么是理学
简单说理学就是探讨人类社会基本运营规律的道理的学问。严格说是：理学是—-探究宇宙与心性的关系，建立一套贯通宇宙人生的原则及修己立人的理论。
理学吸收了道家以道为宇宙本体 （即道生万物）来建立儒家学说的世界观，通过天人合一，类比自然规律（所谓天道，也即道家的天成秩序观），推广到人类社会，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也即把礼义人伦自然化，无为化，建立起内圣外王的理论体系）。
又吸收了禅宗清静内省的修养方法来建立学习路径，解决了人如何把握自己，修养自己的问题，建立了儒家政治学说解决问题的起点、思路、方法、方法论原则、思维方式、概念模式、哲理框架、逻辑思辨等（也即理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
理学其实是传统儒家政治学+伦理学的哲理化，不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心性修养与躬行实践结合，以天下为己任。
理学讨论的问题主要有:
1、世界观
理学与佛教等等宗教不同，仍然是世俗理论，理学否认人格神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例如张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二程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
2、天人合一，天人同构
张载认为天地之性来源于太虚之气。程颢认为人心即天。程颐认为性即理，认为性就是形而上之理。朱熹认为心之本体即是性，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性和情是体用关系，而心是主宰。
3、知识的来源与边界
张载认为有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获取知识路径。朱熹提出即物穷理的方法。陆九渊的学习方法是反观。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从而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
二、理学主要结论
1、理学的假设
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一体（基于《易经》和《黄帝内经》，可以参考我写的《读易经心得》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空概念》)。
2、理学的基本结论
天理等于人理，天道等于人道（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的基本理论基础）。
3、理学的推论
研究天理可以用于人理，观察天道可以预测人道（朱熹基本成就）。
4、天道（天理）
阴阳循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来源与《易经》的基础定理）。
5、地道（事理）
刚柔互济–正负反馈并存（一味正反馈，只能爆炸，一味负反馈，只能萎缩）（当年钱学森+许国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系统工程=事理学，而钱学森先生+许国志先生都认为，系统工程最核心概念就是正负反馈平衡。许国志先生多次对我说，一个系统的管理者什么时候建立起正负反馈平衡观念，什么时候能够熟练控制正负反馈，就什么时候叫技术成熟）。
6、人道（人理）
中正仁义。
中：不偏不倚。（也即正负反馈平衡）。
正：抱守原则。（也即知不可为。通俗说就是有底线。许国志先生说过：有底线的人，才能做到荣辱不惊，静心无欲。无欲才能不急不贪不忿）。
仁：以恻隐之心待人。（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俗话说的为人处世多为别人设身处地想想，得饶人处且饶人）。
义：恰如其分（也即遵纪守法，行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7、朱熹定理
中庸之道是社会稳定，个人幸福的唯一道路。
推理过程：天道地道都振荡循环，波澜起伏，唯有中正不变（来至于《中庸》，相当于波哦中的不动点），这个中正不变就是本源，这就是根本。与其随波逐流，跌宕起伏，追涨杀跌，不如谨守根本，会事半功倍。人的根本中正就是诚，也即不自欺不欺人。
8、周敦颐定理
太极生万物，万物发展是刚柔相济，人要避免在振荡中死亡，必须在振荡中保持本真，根本，这才是做人的核心。
而这个根本就是中正。人如果能够中正，便能内心安宁平静，超凡入圣。
人要中正，路径是无欲。
朱熹推论：存天理，灭人欲，才是修养中正之道唯一道路。
9、周敦颐定理推广
社会的中正便是仁义，社会仁义，便太平盛世，国泰民安。
社会要仁义，路径是统治者的仁和被统治者义。
统治者仁，就是要宽容，中庸，在霹雳手段和菩萨心肠之间保持平衡。
被统治者义，就是要安分守己，遵守规则，坚守秩序。
中国儒家政治学说中，没有平等和自由的概念，只有公正和博爱的概念。
儒家政治学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国泰民安，民富国强，来自于社会等级的稳定和秩序的稳定，只有上下等级分明稳定，老百姓才会安分守己，才会创造积累财富而不是破坏财富；只有社会秩序稳定，社会才会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才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才会协同配合，实现社会最快速发展。所以儒家政治学所没有平等，只有等级；没有自由，只有秩序。
而为了卸掉社会不断累积的戾气和不满（就像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垃圾，这是不可避免的），避免爆炸而不可收拾，维持长治久安，就必须给人发泄和希望，这就是公正（也即按标准治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和博爱（老吾老及人之老）。
这就是儒家政治学说的精髓：控制+忽悠。
三、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9、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冲突
朱熹与陆九渊在学术上的见解颇有不同。
朱熹认为天下一切事物皆有其“理”，而形成具体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也”。而“气”中之“理”即人之“性”；“气”有清、浊，禀“气”之清者为圣人气，浊者为愚人，故人须明德修身以涤除“浊”气；是而提出“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主张而以“居敬”、“格物”为本。
陆九渊的学说主要来自程颢的“识仁”、“定性”精神，以“心学”为主，此受程颢及禅宗的影响至深。其学说偏重“心性”，认为“心即理”。他以为充塞在天地之间的真理，都存在我的心中，因此“心即理”。他说：“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又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由此可见，宇宙之理，皆存在我心中，如果能保存此心，便能保存此理。
其实他所说的“理”，就是仁、义、礼、智之心，若能保存此心，便能保存此理，他在这方面继承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四端”学说。
不过，陆九渊以为，人有时会受到物欲所蒙蔽，或受个人的偏见所蒙蔽而失去本心，使天理不明，因此要恢复天理，便必须去人欲，立大志。
他认为要追求真理，不必向外寻求，只要向内反省，认识本心，发明本心，便能发明“天理”。
陆九渊的学说，除了求明“本心”之外，又注意“躬身实践”，他说：“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可见陆九渊的学说注重“澄心”，注重“践履”，简易朴实。
显然，朱熹偏重道问学，而陆九渊则偏重尊德性。朱子之学的最终目的是“明吾心之全体大用”。
另外朱熹陆九渊不同见解还在对“无极而太极”的看法不同。
朱熹认为这话是形容“太极”的无形而有理；陆九渊则以为《易系辞》只说“太极”不应于太极之上加无极。
朱熹以“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形而上者谓之道”，故认为“阴阳”列于“形而上”；陆九渊受程颢“阴阳亦形而下者”，而将“阴阳”列于形而下。
再对“无物形成”的见解不同。
朱熹讲求“理”、“气”二元论，认为“理”与“气”合而构成万物而“气”中之“理”，人之“性”。
陆九渊主唯理一元论，以太极（理）为万物的根本。
最后对“心性”的看法不同。
朱熹认为“性即理”，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朱熹认为“道心”、“人心”有别；陆九渊则认为“道心”、“人心”没分别。
就目标而言，朱熹以造就一个“完人”为目的；九渊则以“做人”为目的，故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就修养方法而言，朱熹为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之“格物致知”，向事物上穷求其“理”，积久自通。
而陆九渊则偏于内在工夫之修养德性，以为学问之道，不在古人的文字，而在其精神。朱熹教人使各自研读其所注圣贤典籍；陆九渊则因人设教，直指本心。
至于为学的程序，朱熹主张首先纵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则主先发明本心，而后博览。
因此朱熹近于归纳法，陆九渊近于演绎法；朱学重经验，陆学重直觉故朱熹以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又以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支离。
朱熹偏于入世，重视象界的自我；陆学偏于出世，重本体界的自我。
10、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争论经过
南宋孝宗淳煦二年，吕祖谦欲调和两人学说，于是约同朱熹、陆九渊与陆九龄于信州鹅湖寺一起论学。
陆九龄与陆九渊事前讲论，各作诗一首。至鹅湖寺后，吕祖谦问陆九龄别后有何创获，陆九龄便诵他的诗，其中有讥讽朱熹的地方。
其后朱熹与陆九龄论辩；继而陆九渊加入。
朱熹评陆学“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陆九渊颇为不满，甚至想问朱熹，尧舜以前哪里有经书可读，却一样可治天下，但被陆九龄所劝阻。
陆九渊即席作诗批评朱熹，其中“简易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
朱熹不悦。据《陆九渊年谱》的记载，大抵朱熹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九渊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这次学术辩论会便是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江浙学者出席超过200人，辩论为时达十日之久。
其后陆九渊又与朱熹往来书信辩论《太极图说》，陆九渊本易经以“太极”为最高之命，“太极”上加“无极”是重床迭架；熹以为“无极”方是最高之命。
朱、陆争论对宋以后八百年间的思想史影响颇大。其间大部分哲学家都以宗朱、宗陆、或纠正其说以表现自己。
清代乾隆时代的著名学者全祖望说：“以后学派大别为三：朱学、曰陆学、曰吕学，三家同时不甚相合，朱子以格物致知，陆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
陆九渊在鹅湖辩论会后，吸收了不少朱熹思想。
朱熹经鹅湖之会辩论后，兼取两家的长处，并告诫弟子不要互相诋毁，对陆九渊也甚为钦佩，在重修白鹿洞书院后曾请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
吕祖谦则受朱熹的影响颇深，他认为朱熹“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而指陆九渊“欠开阔”。吕祖谦死后，其门人多归向朱熹。
11、陆九渊学说价值
陆九渊的学说对后世的价值极大。
第一、陆九渊认为“理”是人心所具有的，它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继承了孟子人心“四端”的学说，巩固了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的标准。
第二、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简单直截，易于求功，因而到明代中叶王阳明以后，陆学极盛，能上接孟子而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陆九渊具有怀疑精神，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又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而且他又充满自立自重的精神，反对盲目依傍，他说：“自立自重，不可随人脚跟，学人言语”他又反对迷信，主张“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
第四、陆九渊的学说为中国的儒学开阔了一个新途径，使一般学人不再遵循汉儒时代的章句训诂，只从做人修身的义理方面入手，他只重孟子的四端学说，发扬人的善性真理，对中国伦理道德影响极大。
第五、陆九渊学说着重思考，不受古代经典文字的拘束，此种实事求是的精神，纠正了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端，对后世的人有极大的启发。
第六、陆九渊讲求修养及砥砺名节，使以前的寡廉薄耻的败坏风气
得以矫正，使宋朝不仅男子讲求忠孝节义，妇女亦重视名节，因而宋代的忠臣义士，以及义夫节妇极多，对中国的道德观念影响极大陆九渊的学说到明代的陈献章、湛若水开始复苏，到了王阳明时得到发扬光大。
12、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最为传奇的是贵州龙场悟道，也是中国正史中唯一明确记载人实现超越突破的。
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据王阳明记载：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穷山恶水，瘴气弥漫（但是这种记载其实是非常夸张的，没这么惨，龙场离贵阳很近，而且在一个平坝中，周围良田万顷。去参观一次便知）。龙场悟道王阳明自己描述是在经过几天沉思默想后，在一个深夜，他突然睁开眼睛，看到灿烂的星河，瞬间就顿悟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苶，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也即他顿悟了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找到了本心，找到了万事万物的本源，实现了真正的超越。
他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圣人之道是什么，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众多弟子对于他的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王阳明不但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实践家。中国历史上，书生的事功想跟王阳明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
例如，刘瑾被诛杀后，王守仁被擢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当时，南中地带盗贼蜂拥四起。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领浰头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马、郴州的龚福全等遥相呼应，攻占、剽掠各处府县。而福建大帽山的盗贼詹师富等又起兵。前任巡抚文森托病去职。谢志山联合乐昌的盗贼夺取大庾，进攻南康、赣州，赣县主簿战死。
王阳明到任后，知道官府中有不少人是盗贼的耳目，找到这些人（其实就是心理战+预审技术），王阳明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让他们去当卧底，侦探叛军的情报，随后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全歼盗贼（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王阳明假装撤退，出敌不意进攻，连破四十余寨，斩杀、俘获七千多人，七月，进兵大庾，十月，克左溪、横水，破巢八十四，斩杀、俘获六千多人。战毕，在横水设置崇义县。随后师还赣州，讨伐利头的盗贼，斩杀两千多人。王守仁率领书生和偏裨，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从此王阳明就有用兵“诡异”，“狡诈专兵”之名。
再例如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当时王阳明正准备前往福建，行至江西吉安与南昌之间的丰城，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立即孤身一人赶往吉安（王守仁平定盗贼后兵符已上交兵部，手中无兵），忽悠组织了一支农民为主的乌合之众，出兵征讨宁王。
王阳明认为如果宁王顺长江东下，那么南京肯定保不住。如果南京丢了，就会波及江南，后面平叛就非常麻烦，因为江南是明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一旦江南糜烂，明王朝就会摇摇欲坠。所以王阳明决定忽悠宁王：假装传檄各地至江西勤王，在南昌到处张贴假檄迷惑朱宸濠，声称朝廷派了边兵和京兵共八万人，会同自己在南赣的部队以及湖广、两广的部队，号称十六万，准备进攻宁王的老巢南昌。为争取时间集结军队，又写蜡书让朱宸濠的伪相李士实、刘养正劝宁王发兵攻打南京，又故意泄露给宁王。李、刘二人果然劝宁王进兵南京，宁王大疑，按兵不动。
宁王犹疑不定，等了十多天，探知朝廷根本没有派那么多的兵来，才沿江东下，攻下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两城，逼近安庆。而在朱宸濠率兵六万自九江沿江而下，窥伺南京的时候，王阳明已经率领仓促组建的八万平叛军，直捣宁王的老巢——南昌，迫使朱宸濠回援。
当时有人建议王阳明往救安庆，他说：如果救安庆，与宁王主力相持江上，而南康和九江的敌人就会乘虚攻我后背，我们腹背受敌，而我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而我们直捣南昌，南昌守备空虚，我们必可一举而下；宁王必定回救，到时我们士气高涨，以逸待劳，迎头痛击，肯定会取胜。
后来的事实果如王守仁所料。另外从安庆回兵救南昌，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战败被俘，宁王叛乱历时35天后宣告结束。
再例如，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思恩、田州瑶族首领卢苏、王受造反。总督姚镆不能平定，于是下诏让王阳明总督两广兼巡抚。十二月，王阳明至思恩，卢苏、王受早就听闻朝廷派王阳明来平定盗贼和叛乱，立即请降。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王阳明带领归降的卢苏、王受抵达南宁，派他们立功自赎，袭剿断藤峡叛军，并派官军包围，四面夹击，叛军大败，随后连连攻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地，直击断藤峡，全歼断藤峡叛军。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叛大战。
所以历史上大家评论是：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王阳明的名言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历史上有名的天泉证道）。
王阳明的核心思想是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就是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与朱熹区别主要在人类秩序的起点和依据不同，虽然都认为是天理。但是朱熹的天理要通过格物才能寻得；而王阳明的天理就在人心。王阳明可以通过“致良知”这一“不二法门”，过直指人心的“良知”开导，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也即治平天下和维护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时人心，只有安顿人心、人身与人世，才能最终实现建立人类社会等级和秩序。
至于建立这种秩序和等级的路径，朱熹认为是由明君决定，是“得君行道”，而王阳明认为是“觉民行道”。
从学术渊源上看，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说，主张人心是宇宙本源与人世间的唯一道德准则。离开了心，便无宇宙、天地、万物，甚至鬼神。因此“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他认为万物皆存于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的心便成为人生一切行为是非衡量的标准，而不需通过认知才可以求得到的。
因此王阳明主张人要去私欲，才能保存我们内在的“天性”，“天理”才得以保存。
王阳明认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这种天理在人心的发露，就是“良知”，良知“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它是人人生来就有一种知善知恶的天赋本性，既然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又出于自然，因此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全在于有没有做到“致”的工夫。
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就是要人去私欲的蒙蔽，恢复良知的本来面目，并且把它扩充到底的意思。
“致良知”不是凭空捏造可成，而是一种识知的功夫，是透过实践的“行”来达致的。
王阳明重视身体力行，切实体验及实践，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的始，行是知的成”王阳明认为一切“知”（包括“善”和“良知”），都需要“行”，否则不可视作“真知”。他教人必须要躬行实践，才能成其学。总之知行不能分成两部分，这就是他的“知行合一”说。
自王阳明死后，其学生不争气，不愿意实践，喜欢胡思乱想（相当多王阳明学生后来是精神病，例如王艮，何心隐，李贽等等），流于空泛或荒诞，演变成禅学虚空境界的思潮，置当世事务不顾，四海穷困而不言，造成虚无主义与清谈学风泛滥，口水党泛滥。
这种情况直到清初，清初各大儒力倡敦实之学风以矫王学之弊，注重躬行、以经世致用为主。梁启超以为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厌弃主观冥想，而务实利思想。钱穆批评宋明理学是“蔽于静而不知动，蔽于家而不知群，蔽于中庸而不知用力”。至此，理学退出历史舞台。
13、小结
周敦颐、邵雍、张载在宋明理学发展历程中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吸收和改良佛教和道教的形上学及宇宙论来建构自己的形而上思想系统。
第二阶段是程颢、程颐的“性即理”之说，开始创建自己独有的的形上学系统，而且与周、张的形上学之理论不同，将原来佛教的心性观排除出去，比周张更进一步走向儒学传统。
第三阶段是陆九渊、朱熹综合北宋各理论学说，建立有完整世界观的儒家学说理论体系，并在原则上回归孔孟。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彻底回归了孔孟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以伦理道德为治理手段和基础的儒家学说。
再补充一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读书都是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而已。
读者问答：本文的读者讨论与作者回应